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1995年5月11日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讲全文：为什么应该使用原子弹轰炸日本

译者：吕广祥

我是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我是唯一一位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蒂贝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

作为唯一一个参与两次对日本原子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本人亲身经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有些人就是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们头脑中的偏见不符。

此刻，作为经历了那段历史的人们，我要陈述我的思考、观察和结论。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作出的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不仅符合当时的情况，而且具有压倒其他可能选择的道义上的必要性。象我们这一代绝大多数人一样，我最不希望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战争。我们作为一个民族不是骑士，我们不渴望那种辉煌。当我国正在大萧条中挣扎时，日本开始了对邻国的征服－－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法西斯总是打着漂亮的旗帜去掩饰最卑鄙的阴谋。

这种“共荣”是通过对中国进行残酷的总体站进行的。日本作为一个国家，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统治亚洲，并由此据有亚洲的自然资源和广袤土地。未有丝毫的怜悯和犹豫，日本屠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在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被屠杀。这是犯罪。

这是事实日本认为美国是阻止其实现在亚洲的“神授”命运的唯一障碍。于是日本对驻扎于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精心策划的偷袭。偷袭时间定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因为此时行动可以最大限度地摧毁舰队实力、消灭人员，给予美国海军以致命的打击。

数千名美国水兵的生命湮灭于仍然沉睡在珍珠港湾底的美海军亚利桑那号军舰里。其中的许多士兵甚至不清楚为什么受到突然袭击。战争就这样强加在美国的头上。

科雷希多的陷落及随后对盟军战俘的屠杀，驱散了对日军兽性的最后一丝怀疑。即使是在战时，日军的残暴也是令人发指的。巴甘省的死亡进军充满恐怖。

日本人认为投降是对自身、对家庭、对祖国、对天皇的污辱。他们对自身和对敌人都不手软。7000名美军和菲律宾战俘惨遭殴打、枪杀、被刺刀捅死，或惨死于疾病和讥饿。

这都是事实随着美国在广阔的太平洋向日本缓慢、艰苦、一步一流血地进军，日本显示出自己是冷酷无情、桀骜不逊的杀人机器。无论战事是多么令人绝望，无论机会是多么渺茫，无论结果是多么确定，日本人都战至最后一人。为了取得可能大的光荣，日军全力以赴去杀死尽可能多的美国人。

美军开进的距日本本土越近，日本人的行为就变得越疯狂。

塞班岛：美军阵亡3000人，其中在最后几小时就死了1500人。

硫黄岛：美军阵亡6000人，伤21000人。

冲绳岛：美军阵亡12000人，伤38000人。

这是沉重的事实，凯米卡兹－－即“神风敢死队”，驾驶装载炸弹的飞机撞击美国军舰。

队员认为这是天上人间至高的光荣，是向神之境界的升华。在冲绳海域，神风敢死队的自杀性攻击要了5000名美国海军军人的命。

日本用言语和行动表明，只要第一个美国人蹋上日本本土，他们就处决所有的盟军战俘。日本为大屠杀作准备，强迫盟军战俘为自己挖掘坟墓。即使在投降后，他们仍然处决了一些战俘。

这是事实

《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人认为这是荒唐可笑而不屑考虑的。我们从截获的密码得知，日本打算拖延时间，争取以可接受的条件经谈判投降。

在8月6日之前的几个月里，美国飞机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一个个日本城市化为火海，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死去。但日军发誓决不投降。他们准备牺牲自己的人民，以换取他们所理解的光荣和荣誉－－不管死多少人。

他们拒绝救助平民，尽管我们的飞行员事先已就可能来临的空袭投撒了传单。

在一次为期10天的轰炸行动中，东京、名古屋、神户、大阪的许多地方化为灰烬。

这是事实

即使在用原子弹轰炸了广岛之后，日本军部仍然认为美国只有一枚炸弹，日本可以继续坚持。在8月6日之后，他们有3天的时间用于投降，但他们不。只有在长崎受到原子轰炸后，日本天皇才最后宣布投降。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军方仍声称他们可以而且应该继续战斗。一个陆军军官团体发起叛乱，试图截获并销毁天皇向日本人宣布投降的诏书。

这是事实

这些事实有助于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本质，有助于认清杜鲁门总统在进行各种选择时所要考虑的背景，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对日本进行原子轰炸是必要的。

像每一个男女军人一样，杜鲁门总统理解这些事实。伤亡不是某种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惨痛的事实。

－－－原子弹是否结束了战争？

－－－是的。

－－－它们是必须的吗？

－－－对此存在争议。

50年过去了，在某些人看来日本成为受害者，美军成为凶残成性的征服者和报复者；原子弹的使用是核时代的不正义、不道德的起点。自然，为了支撑这种歪曲，他们必然要故意无视事实或者编造新的材料以证明这种论调。其中最令人吃惊的行经之一，就是否认日军曾进行过大屠杀。

事物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

答案也许会从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中找到。

当前关于杜鲁门总统为什么要下达对日本进行原子轰炸的命令的争论，在某些情况下已演变成数字游戏。史密斯策划的“原子轰炸后果”展览，显示了卑劣的论调，这种论调造史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原子轰炸后果”展览传递出这样的信息－－日本是受害者，美国是罪恶的侵略者。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去看展览，他们会留下什么样的印象？他们还会知道事实的真相吗？

在一个全国性的电视辩论中，我听到这样一位所谓的杰出历史学家声称，原子弹是没有必要的，杜鲁门总统是想用原子弹吓唬俄国人，日本本来已经打算投降了。

有些人提出，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说过，日本已准备投降，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然而，基于同样的判断，艾森豪威尔曾严重低估了德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在 1944年就下结论说德国已无力进行攻势作战。这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判断，其结果即是阿登战役的激战。是役，数万盟军毫无必要地牺牲了，并冒着允许德国拖延战争和有条件投降的风险。

一个相当公正的结论是，根据太平洋战争的情况，可以合理地预期日本将是比德国更疯狂的敌人。

最后，有一种理论认为，如果盟军进攻日本本土，我们的伤亡不是100万，而是只要死上46000人就够了。只不过是46000！你能够想象这种论调的冷酷吗？

仅46000人，好象这些是无关紧要的美国人的生命。

在此时此刻，我要承认，我不清楚在对日本本土的部队进攻中美军将会伤亡多少人－－也没有任何人知道。

根据对日本战时行为的判断，我的确认为，一个公正合理的假设是对日本本土的进攻将是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不是根据某些人的臆想，日本不打算无条件投降。

在对硫黄岛－－太平洋中一个8平方英里的岛礁－－的进攻中，6000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牺牲，伤亡总数达27000人。

但对那些认为我们的损失仅是46000人的人，我要问：是哪46000人？谁的父亲？谁的兄弟？谁的丈夫？

是的，我只注意到了美国人的生命。但是，日本的命运掌握造日本人的手中，而美国不是。数以万计的美军部队焦急地在大洋中等待着进攻－－他们的命运取决于日本下一步怎么走。日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刻投降，但他们选择了等待。

而就是日本“无所作为”的时候，随着战事的进行，美军每天伤亡900多人。

我曾听到另一种说法，称我们应该与日本谈判，达到一个日本可以接受的有条件投降。

我从来没听任何人提出过与法西斯德国谈判投降。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与这样一个邪恶的法西斯魔鬼谈判，就是承认其合法性，即使是已经在事实上打败了它。这并不是那个时代空洞的哲学上的原则，而是人类的正义要求，必须彻底、干净地铲除法西斯恶魔的势力，必须粉碎这些邪恶的力量。法西斯的领导者已经无情地打碎了外交的信誉。

为什么太平洋战争的历史这么容易就被遗忘了呢？

也许原因就存在于目前正在进行着的对历史的歪曲，对我们集体记忆的歪曲。

在战败50年后，日本领导人轻率地声称他们是受害者，广岛、长崎与南京大屠杀在实质上是一回事！

整整几代日本人不知道他们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干了些什么。这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不理解日本为什么要道歉。

与德国认罪的姿态不同，日本坚持认为它没干任何错事，它的行为是受当时局势的拖累。这种态度粉碎了任何真正弥合创伤的希望。

只有记忆才能带来真正的原谅，而遗忘就可能冒重复历史的危险。

通过精心策划的政治和公关活动，日本现在建议使用“太平洋胜利日”来取代“对日本胜利日”这一术语。他们说，这一术语将会使太平洋战争的结束不那么特别与日本有关。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这些文字能说明什么呢？对日本胜利－－太平洋的胜利－－让我们庆祝一个事件，而不是一个胜利。

我要说，话语就是一切。

庆祝一个事件！类似于庆祝一个商场开业典礼，而不是欢庆战争的胜利。这将分裂整个地球。数以千万计的死者、数以千万计受到身心伤害的人和更多的人将会不知所措。

这种对语言的攻击是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工具。文字或话语可以像任何一种武器一样具有毁灭性：上是下；奴役是自由；侵略是和平。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抹除精确的描述文字而对我们语言所展开的攻击，要比10年前日本对我们进行的真正的侵略更具有危害性，至少在真正的侵略中，敌人是清楚的，威胁是清楚的。

今天日本巧妙地打起种族主义这张牌，以此来宣示其行为的正义性。日本不是进行罪恶的侵略，而只是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受压迫的亚洲大众。

解放！是的，他们用屠杀“解放”了2000万无辜的亚洲人。我坚信，这2000万无辜的人，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后代，永远也不会欣赏日本崇高的行为。

经常有人问我，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是否是出于报复，是否是蓄意毁灭一个古老而令人尊敬的文明。

对此，有如下事实：其一，在最初的轰炸目标清单上包括京都。虽然京都也是一个合法的目标，在先前的空袭中未曾予以轰炸，国务卿史迪文森把它从目标清单中去掉了，因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其二，在战时我们受到命令的严格约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轰炸东京的皇宫－－尽管我们很容易识别皇宫并炸死天皇。毕竟我们不是为了报复。我经常想如果日本有机会轰炸白宫，是否也会像美国这样克制。我认为日本不会。

在此让我澄清一个事实，纠正一个长期以来的偏见，那就是我们故意选择人口密集的城市轰炸。我们要轰炸的每一个目标城市都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广岛是日军南方司令部所在地，并集结了实力可观的防御部队。长崎是工业中心，有两个重要的兵工厂。在这两个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厂和部队配置于市区中心。

像在任何一场战争中一样，我们的目标－－理所当然的目标－－是胜利。这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

我不想否认双方死了许多人，不仅两国，而且是世界。我不为战争的残酷性而骄傲而欢乐，我不希望我国或敌国的人民受难。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但我的确认为这样一个问题应该去问日本战犯，是他们以日本人民为代价追求自身的辉煌。他们发动了战争，并拒绝停止战争。难道他们不应为所有的苦难、为日本的灾难负最终的责任吗？

也许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过去，认清他们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是日本战犯要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人民应该给远东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最后强加给日本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与日本人一道抹煞历史的真相，那么这一点是永远也做不到的。

如果日本不追询并接受真相，日本怎能安心地与自己相处，与亚洲邻国、与美国相处？

我和我的部属在执行原子轰炸任务时坚信，我们将结束战争。我们并没有感到高兴。而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我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今天，我站在这里作证，并不是庆祝原子弹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后一次。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应该对原子弹的存在感到恐惧。我就感到恐惧。

但这并不意味着回到1945年8月，在战时情况下，在敌人顽固凶残的条件下，杜鲁门总统没有义务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结束战争。我同意杜鲁门总统的决定，当时以及现在。

战后几年，有人问杜鲁门总统是否还有其他选择，他响亮地说：没有。接着他提醒提问者：记住，珍珠港的死难者也没有其它选择。

战争总是代价高昂的，正如罗伯特。李将军所说：“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就会有人喜欢它。”

感谢上帝使我们拥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国。科学有其自身的逻辑，迟早会有人设计出原子弹。科学不能被否定。关于制造原子弹是否明智的问题，终将被原子弹已被制造出来这一事实所压倒。

由于德国和日本法西斯被击败，世界变得更好了。

证词结束

他们玷污了《南京大屠杀》

2003年，中日双方的贸易统计都显示，中日贸易总额突破了1300亿美元，达到了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的最高峰，但与此同时，中日之间民间的心理上的不信任和相互蔑视，似乎也达到近30几年来的顶点。只要你打开因特网看一看，中国那些充满轻蔑、嘲讽、谴责、愤懑、抗议以及号召抵制日货的民间帖子，透着一种强烈厌日的心态和一种久违了的民族激进情绪。就连上海至北京高速铁路是否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这样的商业竞争，也有海内外万名华人签名上书反对。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日本人搞不清楚，中国也有很多人不明白，好像中日两国将要处于一种新的敌对状态似的。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其实恰恰是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两国人们的心态并没有随之而发生变化，这种巨大的落差，形成历史心理积淀与现实利益格局的激烈冲突，使得中国的“厌日情绪”和日本“厌华情绪”发展成一种超越个人和阶层利益的“社会心态运动”。

这个巨大的时代变化，就是国际舆论界现在经常谈论的所谓在亚洲“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沉没”。尽管日本的经济其实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糟，而且还有复苏再起的迹象，但毕竟这战后从未有过的经济如此受挫，对国民心态产生了深刻影响。20几年前都在谈论“日本第一”、“日本独占鳌头”、“日本经验”、“日本奇迹”、“日本可以说不”的西语世界，现在却转而谈论“日本唯独不是第一”（Janpan as Anything but Number One）、“日本的危机”、“日本即将沉没”、“日本体制的僵化”、“日本将一蹶不振”等等。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开始谈论“中国的崛起”、“中国将是下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将是亚洲的领军”、“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等等。这种反差对中日两国的国民心态都产生刺激，并促成一些浮躁情绪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中国的一些国民认为，中国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不能再受日本人骨子里那种把中国人看成劣等民族的窝囊气，日本人带有偏执的、欺弱怕强的、总想控制别人的岛国心理，对中国一贯实行钳制和居高临下的压制手法，现在中国必须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日本的一些国民也认为，中国总体上还是一个贫穷、落后、愚昧的国家，不仅缺乏教养而且就知道“窝里斗”，日本就是停滞不前，中国50年后也赶不上日本，中国历史上就有强烈的排外仇外心理，一旦有了实力很容易威胁邻国。

这些心态本来都也还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在长达上百年的近代史上，曾倍受列强的欺凌、屈辱、奴役和压迫，不断地签订各种战败割地赔款条约，有着完全不同于日本的集体记忆，形成了强烈的追求自尊和仇视被人轻蔑的国民心态，而日本的某些处事方式和态度，往往一再地触动这根敏感的神经。日本历史上在亚洲的称霸和战后在经济上达到的令人惊讶的成就，也让日本的国民的确抱着一种精神的优越感，并且希望这种永不言败的民族心态能够成为使日本摆脱当前经济低迷、重振日本雄风的精神支柱，他们对那些过去发展落后的民族现在数落日本的态度，也感到深深的厌烦和气愤。

日本的学界，目前也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即认为中国青年一代越来越强烈的厌日情绪，一方面是中国在邓小平时代之后政府对日采取的强硬政策的纵容，好像是一种把祸水引向日本的阴谋，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压制的民众，企图借反日这个“安全”的政治话题来发泄心中对现实的不满。但是，习惯于走上层路线的日本，如果到今天的中国去深入调查一下民众的感受，他们就会发现，问题决不像他们想像的那么简单，中国的舆论早已不是千篇一律的时代，在中国已经没有谁能够主宰网上的声音，他们确实应该认真分析一下，那些中国社会深层的变化，会在未来给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而不要总是看着新闻报道发表感想。

中日两国其实都是爱好脸面、缺乏幽默感、难以容忍自嘲的民族。1930年代，美国作家贝·李德拉和尤珍·柏里曾合写了一本书《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大揭美国驻外使馆人员的无知和自大丑态，出版后民众并不以为然，美国国务院还拿去认真研究，说是“发人深省”，推荐给美国驻外人员看，后来好莱坞的导演还把它拍成电影。1950年代，日本原驻阿根廷大使高桥敷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结果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作者也因此丢掉了职位。1980年代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更受到国人的极大非议，甚至有人斥其为汉奸。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有时也有些像法国与美国的关系，美国人讨厌法国人那种文化上的自大和自负，觉得法国人是落伍贵族式的“老欧洲”，还总想和美国分庭抗礼、独树一帜。而法国人觉得美国人除了有钱之外就有可口可乐和麦当劳，那与法国大餐和葡萄酒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美国在文化上根本不识200以上的数，你说几千年文明只能说几千美元他才明白。你问一个具有民族优越感的法国人他脑子里代表美国的词汇，他最可能想到的是“强权”、“暴利”、“不平等”和“种族歧视”，而你问一个自负的美国人他脑子里法国人的形象，他会不屑于回答地回问一句“法国在什么地方？”

时代变迁的潮水，有时很难一下就洗刷掉民族之间历史的是非、恩怨、纠纷甚至误解，需要交往、理解、沟通和时间来抚平心灵的伤口，并在现实利益均衡的基础上，建立起理性的互动规则和相互关系。

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本着中国人观察问题的视角，想告诉日本人什么呢？我也想了以下10条：

1、“麻烦”不仅仅来自历史问题

日本人喜欢把什么问题都说成“麻烦”，但中国人难以容忍这种对历史问题的轻描淡写，更难容忍把日本二战期间对邻国的侵略看成是日本对西方列强的孤立抗争。日本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是“罪”而不是“错”，这不是按照中国自身的意识形态标准，而是按照国际的民主、人权和自由标准。中国人并不想让现在的日本人背上原罪或替父辈赎罪，但不希望看到现在的日本青年留下他们父辈为拯救亚洲而与欧美列强孤身对抗的“战争记忆”，中国人希望对那段历史达成的共识，能够成为中日子孙后代的共同财富和走向未来友好的基础。如果在这样的是非问题上都难厘清，“麻烦”就会不仅仅来自历史问题，现实的国民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摩擦事件串成一条逻辑的链条，加深心理的裂痕。

2、纠正一种眼光看中国的误读

中国与日本有很大的不同，它有很多民族，有很多地方语言、南北区域的观念有不少差异，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1920年代初，有一个法国的作家和心理学家曾写过一本题为《微笑的日本》的书，他在书中说他没有选择中国而是选择日本作为观察和写作的对象，就是因为中国不是一个同质的地域、民族和国家，短时期很难把握。不熟悉中国的日本人，很容易从自己国家的情况出发，把中国看成均质的一体，也很容易从中国的过去出发，误以为中国人现在也是一种思想、一个声音。他们看了中国的上海、北京和广州，就认为中日之间经济上将不是互补而是互争，看了中国的西部乡村，又觉得中国还是如此贫穷、蒙昧，看到中国的贫富差距，觉得中国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看到中国残留的“大锅饭”体制，又觉得中国的政府专养懒人。同样，看到网上漫天飞舞的帖子，就以为中国人都是排日主义者，看到几篇“对日新思维”的文章，就真以为中国有了什么战略新变化。

3、中日经济的互补互益是两国友好的利益基础

中国有一句俗话，“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这是要把“私域”和“公域”分开的意思。日本社会是一个很讲究“人脉”的社会，外国人也都知道在中国“人际关系”很重要。但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说，这类的关系，随着时代的变化，变得非常脆弱。从长远来看，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的互补互益，才是两国友好的真正现实利益基础。日本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保持着优势，而中国有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和庞大的、迅速成长的消费市场，这种格局在今后相当长一个阶段，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说，中日两国在经济贸易、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等方面的长期合作，对两国人们的福祉都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的商界，不能低估中国的消费眼光和潜力，中国大概很快就会成为世界最大的数码家用电器和网络的消费市场，日本近若干年来有些同一牌号的产品（如汽车），卖到中国市场的与卖到欧美市场的质量和配备不同，致使一些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对“日本制造”的声誉有很大损害，是得不偿失的。日本当年经济起飞时也有一个技术从引进、模仿到替代、自主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中国也同样会发生。但现在不同的是，技术传播的速度比过去大大加快了，一项新技术如果不快速得到回报，就会出现“收益蒸发”的问题，所以高度重视技术垄断的日本商界，也应当对由此带来的竞争力上的利弊，重新进行评估。

4、不要把美国看的一好百好

由于日本的经济持续低迷多年，日本也有一种舆论和心情，希望通过大刀快斧的改革，除弊图新，在企业制度和其他方面，更快地向美国体制靠拢。但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每一种制度都有它所适应的外部环境，并不存在所谓的“唯一最好”（One best way）。中国乡镇企业过去的地方合作主义体制（local corporatism），曾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现在也暴露出它的问题，但这并不等于说，它过去就是完全错的。在任何二元的制度理性类型之间，都有很多中间的适应特殊条件的有效形式。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制”，在全球化竞争加剧和年轻一代价值观念的变化下，也出现了一些不适应，但绝没有到“养懒人”的地步，改革也要“渐进式”，不要出现中国有些领域出现的旧的失灵和新的无效的“制度真空”。其实从外来的眼光看，日本经济的问题，根本的还是生产成本的过于昂贵影响了竞争力，而不是技术、管理和质量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可能也只能“把握两头，中间在外”，即把握技术设计和销售网络，生产放在海外，所以对“产业空心化”的议论也要有新的认识，这其实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必然趋势。日本不能、也不必一切以美国的价值为标准，还是要走自己的路，这是日本过去的经验，也是今后的依托。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应当超越现在这种作为日美关系和中美关系附属品的状态。

5、从“脱亚入欧”转向“重归亚太”

从中国人的角度看，日本民族是非常认同“识实务者为俊杰”的民族，比较擅于向强者学习，也比较擅于把握时机进行调整和转型。日本近代以来的最大转型，就是对“脱亚入欧”战略的选择，这个路线决定了日本100多年来的发展轨迹。但现在时代确实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增长重心正在向亚太转移，很类似当年增长重心从欧洲向北美的转移，而如今技术和信息传播的加快会使这个过程的速度也加快。尽管很多人对这个趋势还有很大的疑虑，但近若干年来却是越来越明显了，中国、印度、越南经济增长的强劲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经济的快速恢复就是例证。所以，日本确实应该认真分析和思考，是否到了应当进行战略调整、提出“重归亚太”问题的时候了。

6、日本也需要制度转轨

日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中，大概可以被归入亚洲“社会法团资本主义”（Social- Corporatist Capitalism）的类型，与这种经济基础相适应，它的“现代民主制度”也有自身的特点，就是深受社会内部各种与“人脉”相连的利益山头的影响。在初期阶段，在普选制下，也是一党长期执政，在这个阶段之后，则进入群雄相争的弱势领导时期，使领导人很难进行触动既得利益团体的改革和调整。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议员们，在众目睽睽的电视镜头里大打出手的局面，实在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中国19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在“社会稳定”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让国内和海外的一些学者视为“既得利益集团的联盟”或“中国知识界批判意识的丧失”，但对多数中国学者来说，他们也担忧在中国一旦“法团主义式的民主”介入，究竟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是否会走向一种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中国自然需要与时俱进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日本的政治格局也需要改变，对“现代民主”的认识也要深化，要有代表普遍民意、锐意改革的实权领导主导改革的方向。

7、中日摩擦不是因“争夺亚洲老大”而起

亚洲在很长一个时期，经济发展上是一种“雁形结构”，日本领军，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四小龙”紧随其后，天空是冷战的背景。但冷战以后，随着东盟国家和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格局正在被打破，形成新的“马群结构”，即排列的顺序在奔腾中会不断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类似于“欧盟”的新“东盟”地域经济合作组织，对日本和中国来说都非常重要。而这个“新东盟”，像欧盟一样，是对等互利互惠而不是大国操纵。有些人认为欧盟是法德核心，其实看看欧盟国家在美国出兵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分裂，就可以知道这个核心实际上不是那种具有主导力量的轴心。中国自身有很多发展问题都迫切需要解决，这对中国来说是真正决定人心向背、社会兴衰的问题，所以至少50年内，中国应不会谋求“树大招风”又对改善国内生活无益的“国际影响”和超出自卫需要的“威慑力量”。对中国现代转折功德无量的邓小平，政治遗产之一就是要在国际事务上“韬光养晦”。日本的经济实力虽然在亚洲无人出其左右，但在时代变化的情况下，恐怕也需要逐步改变鹤立鸡群的俯视眼光。总之，所谓“中日争夺亚洲老大”，并非中日摩擦的关键利益所在。

8、为世界树立亚洲和平非战国的典范

在具有古老文明传统的欧洲，有一些具有“和平中立”传统的国家（如瑞士、瑞典等），它们可以说是社会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典范，其生活福利水平、社会秩序、国民素质和道德修养等，都可称的上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楷模。但在亚洲并没有这样的国家，也许新加坡以后会成为这样的国家。不过人们希望日本也能够成为这样的国家，日本人对过去的战争有特殊的记忆，战后的立法也有“永不再战”的宪法基础，日本的发展也说明它可以通过经济力量而非军事威慑力量来赢得国际地位和影响。中国人也希望自身的财力能够更集中用于改善人们的生活。人类发明的军备竞赛下的威慑力量均衡游戏，浪费了人类多少资源。我并非理想的和平主义者，对那些为了复仇而不惜平民生命的恐怖主义者深恶痛绝，但对美国和以色列现在这种“以暴制暴”的“牛仔政策”也甚为忧虑，难道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还要重演“百年宗教战争”和“十字军东征”的悲剧。我相信更渴望生活幸福的新一代，具有更高政治智慧来解决那些政治、经济、民族、宗教等方面的争端，他们也许会把祖辈“野蛮－文明”的斗争策略，看成致使恩怨永无休止的、早已过时的“江湖习气”。

9、日本也不能助长民族主义情绪

日本是一个很注重团队力量的民族，这种共同奋斗的民族精神，应该说对日本取得今天这样的骄人经济成就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日本国民心态中，也潜伏着一种在特殊情景下容易萌生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会在经济力量快速增长而政治影响不相匹配的情况下，以及社会出现重大转折危机的情况下，迅速的蔓延。而个别事件的误导，更会扭转这种情绪的方向。当我从图片上看到每年“8.15”靖国神社前常有的日本旧军人着军装持刀列队致敬的景象，我就想如果德国现在有人集体在大街上穿纳粹军服、行纳粹军礼，德国民众应该是什么反映？日本自然在民主体制下允许任何人自由表达想法，我也相信这些旧军人或遗属团体没有太大的民众基础，但普通人的“可以理解”而不是“难以理解”的反映，毕竟是一种心态象征，即一旦出现对激进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需求”，这种情绪很容易走向另一面。我到不是说会真的走向过去的“军国主义”，因为富裕起来的一代会对战争有心理排斥，但至少会扩展极右力量在国内政治格局里的分量。

10、建设更加符合国际标准的开放社会

总的来说，日本社会在亚洲各国当中是比较开放的。我没有找到具体的统计数据，但从观察和一些零散的数据来看，在日本各领域里工作的外国人（包括外国籍和外国人）的比例，在亚洲国家中应当是相对较高的。不过在日本各部门工作的外国人，似乎永远是外人，他们可以被待之以“宽容的”标准，但不能进入分权的圈子。日本公共场所的标示，还基本上都是日文，让英语世界的游客很不方便。日本的一般民众，以发达国家的标准衡量，与外国人的沟通能力还比较差，出外旅游，也都是集体行动。所以日本人的个体看法，很容易受集体意识的影响。很多日本人也还比较自闭，说不好英文的就缄口不谈，怕失去自尊，你在大街上用英文问路，对方到是听明白了，但却叽哩哇啦地用日文回答一通，让你如坠云雾之中。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对于与白人的婚姻可以接受甚至视为荣耀，但对与有色人种的婚姻则多有非议。日本要走向世界，就要在民间的、一般人的、个体的对外交流、沟通和理解方面，达到与经济发达程度相适应的水平，建设更加符合国际标准的开放社会。

中国网 2004年11月8日 李培林